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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宣恩往事》选登—临床医学

宣恩政协网2022/11/30 17:37:05 来源:本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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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巫医

 

巫医治病,在宣恩历史久远,可以说,巫风盛行之时,就有巫医治病之例。如癫狂一症,人们不是用药医,而是请傩老司擒妖,以符咒神水治病。

在有巫司的同时,宣恩同样有巫觋、巫婆,他们以“下阴”“罡马脚”等形式,请神附体,讲述患者过去(前世)和现在,以及病因和治法。这种巫觋之言的治法,也只是由他们装神弄鬼,用神符、神水,或给祖宗神灵解钱(烧纸钱)而已,并非用药物治病。

尽管战国时期,医圣扁鹊早就说过“信巫不信医,六不治也”,但由于巫风不衰,一直不断沿袭。对这种既非巫司,又非以药治病的迷信职业者,人们只好称其为某仙姑、某半仙或某神仙。

巫医术是用符咒、驱邪、祈祷等迷信,结合药物、手术等给人治病,也就是“神药两解”之术。

有些巫医,对草药的识别与功能知之甚详,尤其是鲜叶捶烂用于外敷,有独到疗效。如痈疡瘤一类的病,本非易治之症,他们只要将鲜叶药几味,拌合槌烂,敷贴患处,最多三剂而愈。

其功效是促使内消外溃,如果是初病,药一贴上,很快就消散。如果是久病,已发红肿,药一敷上,很快促使软坚溃脓,提肉生肌。

再如跌打损伤,病情严重,巫医就以“立水碗”,内服外敷,多管齐下,进行治疗。

所谓立水碗,就是通过祭神、画符、念咒等手段,造一碗水,让患者内服外擦,用为止血止痛。同时,配以活血散瘀,消肿止痛,接骨生肌的药,给患者内服外敷,很快转危为安。

其所用药物,疗效独特,也不外传,无可非议,而巫医为使其神秘化,往往将疗效归功于神水,不提药效。尤其是患者,为了给巫医“传名”,将立水碗夸大其词。

如传述其止血的本领时,说某“水士”(即巫医的别号)站在田坎瀹口边,将咒语一念,用脚一蹬,同时叫声“止!”于是瀹口中的流水也止住不流了。这就是巫医能长期延续的原因。像这样的水士,在宣恩各地皆有,只不过名声有大小而已。

 

 草医

 

草医,就是用干或鲜的草头木根,给人治病的医生。人们常说“百草都是药,凡人识不破”。意思是说宣恩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药园,一出家门,到处是药。只是无人知其药用价值,而被视为荒野杂草,任其自生自灭。

然而,自古以来,人们在与疾病长期斗争中,通过反复试验,也认识了数以千计的草药,为防治疾病提供了可靠的保证。草药本来就是中药的原始植物,药用部分同样是根、茎、叶、果、皮等,只不过未经加工,称呼不同。如天南星草医称它为蛇魔芋,半夏称它为三步跳,草乌称它为乌毒等。

再如草乌有剧毒,中医对已制草乌,用之慎而又慎,而草医对未制的蛇魔芋、乌毒、半截烂、血里箭、一支蒿等毒药,却敢微量配药。

草医用药是自己采挖,干鲜并用,不需成本,而中医的用药需要成本,批量购入干品,辩证施治,按方发药。

草医不仅用药,也兼用针灸、火罐等治病。针有三棱针、梅花针、瓜子针、大于毫针数倍的长银针、以及切口用的斜面刀,灸是指用艾绒拌入麝香、冰片、及其他药粉的艾炷。

火罐多用竹筒或敞口瓶。有的将牛角尖挖空,尖端钻一细孔,绑上肉质薄膜,用口吸角尖,吸紧后将薄膜盖住气孔,称之为气角。

不懂经络学的草医,有时也用针灸。如果是痛症,只在肌肉丰厚的部位,取用阿是穴施术。

火罐多用于闪挫、瘀血、瘀气、或化脓的疱疖等方面。

凡是草医,一般都能识别数百味、乃至上千味的草药,但是,互为保守,秘而不传的特效药,各自只有几味,或十几味。也多局限于治疗跌打损伤方面的病。如八棱麻、还阳草等草药。

还阳草据说有72还阳,谁也认不完。有一种苔藓类的还阳草,将其鲜草扯回,干放在家,过了六月,已经枯萎,如果将其用水泡上几天,它又鲜活起来。人们不知其名,便称为“扒老二药”。

八棱麻的功效,有句俗话,叫做“打在地上爬,除非八棱麻”。据说扒老二行扒前,将几味碾成细粉的扒老二药,缝在衣领角中,当行扒失手, 被打得遍体鳞伤,危在旦夕,还将他双手绑着。这时,他只要低下头,咬往衣领角不放,便安然无事。

宣恩的草医治病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肩挑药担,赶场摆摊,被称为药客。治病时是问症发药,既收药钱,也收酬谢。谢礼虽不高,但须“传个名”。因此,在药摊上面,悬挂的“起死回生”“济世活人”“华佗复生”等一类的红旗,便是患者赠送的谢礼。

另一种是远近闻名的草医,他们不摆摊投点,也不赶“转转场”,只住在家里,让人上门求医,人称为郎中或“水士”(立水碗治病的草医)。

清同治年间,东乡里茅坝塘草医侯方池,有常用草药七八百味,其中,专治跌打损伤的内服药有上十味,外敷药9味,接骨处方四种。

清末民初,忠峒里骡子湾的杨光喜,在治疗跌打损伤方面,远近闻名。其徒弟陈恒山,继承了他的医术,治愈骨伤科患者数以千计。

县城的肖仁寿,中草药兼用,最著名的是骨伤科。他将正骨手法,小夹板固定,和“一口红”药膏配合运用,患者痛苦小,见效快,治愈率高,被人们称为“神保”。

民国时期,据统计,全县有草医230多人。

 

 中医

 

中医的前提是要有文化,很多名医多系名儒。即使学徒出身,也是读过几年书的青少年。他们在学徒期间,一面学习医学基础知识,一面还要补习文化,才能啃通高深的医学典籍。

有些中医,本来文化素质就高,对古典医籍颇有研究,再加上临床经验丰富,成为名医。如姚复旦、李彰五、周维兴等均属科举中名人。再如燕治人、李西林、瞿伯禄、周伯麓等,他们既非医学世家,也非学徒出身,更未开设药坊,只给人诊断处方,故多称为先生。

宣恩最早的中医,在清康熙时就已经有了。当时,江西崇仁县的中医杨德华、杨伯风父子来到宣恩,挑药担行医。

直到乾隆四十五年(1780),杨伯风之子杨鹏贵定居高罗里,在街上开设“杨万春药店”,世代相传。

从杨鹏贵起,往下传承的是杨文藻、杨秉龙、杨大定、杨中玉、杨传中、杨子儒、杨叔芬,已经8代,现还在继续下传。

该药店当时有购运药物的常年力夫3人,药物加工2人,坐堂的门诊医生2人,每天开处方约100多号。

到杨中玉时代,除用膏、丹、丸、散、汤剂外,还有治疗梅毒的鼻吸熏条、有水浴熏洗怪病和戒鸦片的药方。不仅在宣恩南半县出名,连来凤的患者也来高罗看病。

道光二十一年(1841),忠峒里田秀儒,在沙道街上开设“养元堂药铺”,也是数代相传。

其子田万国继承医术,到民国,再传其孙田文斋,他善治疑难杂症,便将养元堂药铺迁到宣恩县城。

同治、光绪年间,恩施籍中医汪古珊,定居东乡里的中间河,仍以行医为业,挑担巡诊于宣恩、鹤峰、恩施、巴东、建始等地。

30余年之临床经验,博采民间验方,汇编成16卷50余万字的《医学萃精》,由府学贡生姚复旦校审后,刊刻出版,流传至今。

光绪四年(1878),施南里董逢科,在覃家坪开设药铺。他长于妇、儿科疾病。继业人系其侄男董志达,侄孙董文彬。

光绪十九年(1893),施南里吕来廷,在县城开设“培德堂药铺”,为民治病。

到清末,全县共有药坊27家。出名中医有杨鹏贵、田秀儒、朱位三、龚绍桂、田明威、杨中玉、董逢科、吴光坤、吕来廷、赵春林、刘子云、周圣贤、朱开佑等。

民国初年,肖仁寿在县城开设“仁寿堂药铺”,后又在覃家坪、晓关、椒园、狮子关、洗马坪、板场、以及恩施天桥等地,开设药铺。

他以家传中草药兼用,给人治病。尤其在骨伤科方面的正骨手法,配以“一口红”药膏,用小夹板固定,治愈病例成千上万,因而被人们誉称为“肖神保”。

民国20年(1931),吕有三在县城开设“福宁堂药铺”,被誉为“吕药王”。

同时期,李西林在高罗街上开设“五知堂药房”。孙俊先生、邓柏先生、施银武、田代清等,均先后在沙道沟街上开设过药铺。李家河有张益寿药铺,由名医段宜廷坐诊。

民国30年(1941),陶锦如在沙道沟街上开设“信陵号药房”,由他师父李西林坐诊。李西林路过刘家治门口,见其睡卧檐下,腹胀如鼓,青筋暴露,无钱医治,甚为凄惨。便主动上前为之诊断,处以竣下兼补之剂,并令其家人到陶家药铺检药,将账记在李的名下,结果,药到病除。后来,多名同样患者,借用该处方检药,个个治好。

李西林在高罗开设药房时,常为贫穷患者治病,不取分文,深受人们敬仰。

高罗“辅仁文坛”为抬高李西林的名望,用“发像降谕”的手法,说李前生是天医的徒儿,因煎药时有犯天条被谪下凡。

还说他济世活人,造福民众,再加寿一纪(十年),候功德圆满,重返天庭。事有凑巧,李果于民国34年(1945)“归天”,人们更为之称奇。

民国31年(1942),燕柏生又在沙道沟街上开设“棠落春号”药房。郑欣然药铺也紧随其后。这时,街上的药铺,彼此间形成竞争。

时有驻防沙道沟的保安一团,机枪连长程树彪患慢性疾病,经该团部医务室,用西药为之久治不愈,后改服郑欣然的中药,三剂而痊,五剂复原。

程为抬高郑的医术身价,专门定制巨匾一块,于逢场天率该连官兵,武装游行,锣鼓齐奏,鞭炮长鸣,将匾额抬至郑家。还举行挂匾仪式,一下使郑的名声远播。

整个民国期间,宣恩共有药铺51家。出名中医有:肖仁寿、吕有三、田文斋、李西林、赵春林、陈春生、雷香廷、冯凌云、覃章建、覃永盛、燕柏生、董文斌、安孟南、郑欣然、刘子云、田伟成、乾金山、杨岸清、陈达伍、段宜廷、李官绪、侯吉清、施银武等40余人。

民国35年(1946),成立宣恩县中医理事会,由湖北省中医师公会理事田文斋任理事会理事长。郑欣然、瞿伯禄任副理事长,段宜廷任理事。有会员33名。

 

 儿医

 

宣恩的小儿疾患,除痘疮(天花)、麻疹(疹子)、白喉(蛾子)等,需请中医治疗外,凡因饮食不节,脾胃损伤,或虫积所致的病变,一般多请推拿儿医治疗。

本来很多中医,对针灸、推拿等术都会,由于农村儿医较多,中医就将其放在次要位置。更因推拿既费时,又脏手,一些中医也不愿使用推拿之技。

在宣恩进行推拿的儿医有两种人。一种是有文化的人,按古幼儿医籍进行推拿。一种是无文化的人,按师父的传授而进行推拿。

按书推拿的又分“广义推”和“铁镜推”两种。也就是按《小儿推拿广义》和《幼科铁镜》两种古医书进行的推拿。

其病理、诊断、推法,除推上三关、退下六腑的部位各不相同外,其他基本一致。而按师父传授的儿医,在手法上和部位上,就有较大差异。因此,在农村就有“推反筋”的说法。

其实,推上三关和退下六腑,与中医用药治疗原则,热者寒之,寒者热之,基本一致。

如果不会辩证施治,也不管患儿是急惊风或慢惊风,只将师父传授的手法,不分轻重的统统用上,结果只能是火上浇油,雪上加霜的治疗方法,自然是因“反筋”,使患儿不死即残。

儿医推拿的润滑剂,多用生姜汁和桐油,在必要时,还要手带麝香,或使用其他配制好的药物。

儿医推拿,一般都有灯火相伴,灯火又分烧灯火和应灯火。

医生将桐油浸泡的灯芯草点燃,直接烧在自己的大拇指上,迅速趁热按在患儿的穴位,使热由穴位传入体内,叫做应灯火。

将灯芯直接明烧在患儿的穴位上,叫做烧灯火。

推拿结合灯火,确有起死回生,疗效快捷的独特功能。清末民初,沙道沟有一位出名的儿医,人称陈老太爷。民国20年左右,有一黄姓小儿,因疳积而导致慢惊风。两眼发直,不时抽搐,其母抱着,泪流不止。左邻右舍的人说:“黄家小娃的病如果好了,炕上的干鱼也要活。”

患儿的外祖,急忙将陈老太爷请来,陈一进门,朝患儿脸上“噗”地吹了一口气,才问何时得病,何时加病,患儿父母叙说之后,陈老太爷胸有成竹地说“无防的”三个字,便去到患儿外祖家喝酒。

一些关心的,一见患儿抽筋,就急得几次催老太爷快施手术。陈将自己的手指一掐算,边喝酒边说“无防的、无防的!”直等到他酒足饭饱,才给患儿一番推拿,几燋灯火一应,患儿立即发出哼声,到晚上便呼喊要吃东西。

 

 西医

 

西医,是按人体器官,分为神经系统、消化系统、呼吸系统、循环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。诊断出哪个系统有病,用专治哪个系统的药去医。如果对该系统的病诊断不准,其所用之药也同样无效。

西药、西医,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由国民党的剿共部队带入宣恩,医疗对象只是伤病员。几年后,药随人走,离开宣恩。

民国28年(1939),将宣恩戒烟所改为戒烟院,采用西药戒烟。同时,西迁宣恩各地的湖北联中,随校而来的校医,也多采用西医、西药。

民国29年(1940),湖北保安一团驻防沙道沟,在筒车坝朱宅设有医务室,四名医官,为该团官兵及周围老百姓治病。其中医务主任李医官技术最高。

民国30年(1941)元月,建立直属省卫生处管理的宣恩县卫生院。院址设青龙寺,首任院长洪翔,医护人员共7人。药品仅片剂17种,粉剂、酊剂11种。

民国31年(1942),将卫生院移交县政府管理,门诊初诊6781人,复诊9821人次。

同年4月,成立宣恩县防疫委员会。配合有关单位,下乡宣传预防疾病。

民国32年(1943),省卫生处给县卫生院拨价值5000元的医药及器械,县政府拨大米50石,各乡派捐木材,看守所犯人义务出力,修建医院。

落成后,门诊设有内科、外科、儿产、五官科、妇科、泌尿科。

住院部有病房4间,病床12张,医护人员增至23人。

门诊完成16192人次医疗,超过历年人次。

次年,由乙级升为甲级卫生院。

民国34年(1945),因财政困难,裁员3人,同时,因日寇投降,外籍流亡人员归心似箭。

民国36年(1947),外籍西医大部分要求返家,仅剩4人维持到解放。

 

 

 

 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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