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,指耕地,丁,系丁口。勘测田土、调查人口,是政府重要的政务之一。也是赋税征收的前期工程。改土归流后,客民源源流入,田土相应增多,地丁查勘,便是经常性的工作。
清代,按明制“一条鞭法”,在征收赋税时,将田亩作为征收依据,故称为亩捐。把丁银并入田粮一起,以简化税种和稽征手续,名叫“摊丁入地”,也就是人头税和土地税一起征收。
一 田土丈量
按《施南府志》所载,改土案内,原有成熟水田22,045.3亩,旱地19,158亩(熟土),合计41,203.3亩。
乾隆十年(1745)统计,新垦旱地7.7亩。12年(1747),新垦旱地5.8亩,16年(1751)新垦水田3508.8亩,新垦旱地4627亩。水田旱地合计8149.3亩。
乾隆四十三年(1778)勘查,新垦水田5004.8亩,旱地19,055.2亩,合计水田旱地24,060亩。
改流后,总计旧有新垦水田旱地。73,412.6亩。
民国24年(1935),废地丁,改田赋,应纳税田土为102,962.5亩。
民国30年(1941),经土地陈极班学员丈量,应纳税田为331,910亩。比原来面积增多228,948亩。于是,有的田户愿将田土交公,不愿按测量面积交税,有的则干脆抗税不交,政府也无可奈何。
民国32年(1943),政府将田土按类分级,依级定价,逐级减税,进行征收。将水田分为坝、垅冲屺、梯田、沙滩沟、岬、岗田、山田、石田八类。旱地分为滩地、荒山坡、林地、荡四类。
再将水田和旱地按类各分为11级,每级依次减少2—6元。于是水田面积减为125,844.3亩,旱地减为168,585.33亩,合计减为294,429.63亩,比原测量面积减少37480亩的赋税,但比起十年前的面积,仍然要多191,467亩。
二 人口调查
根据清代《施南府志》《施南府志续编》《宣恩县志》记载。
乾隆元年(1736),有土著5915户,40,685口。
乾隆四十年(1775),有土著流寓共33,777户,150,450口。
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有土著流寓共39,562户,160,196口。
道光七7年(1827),有土著流寓共34,108户,167,184口。
光绪六年(1880),有土著流寓共34,851户,181,182口。
民国期间,根据《鄂西志稿》、《湖北概况》《湖北统计年鉴》等资料记载。
民国19年(1930),有16,430户,99,789口。
民国23年(1934),有19,268户,120,527口。
民国24年(1935),有19,300户,119,547口。
民国25年(1936),有19,374户,118,698口。
民国26年(1937),有17,637户,116,770口。
民国27年(1938),有17,735户,117,112口。
民国29年(1940),有17,637户,116,770口。
民国30年(1941),有19,324户,121,015口。
民国32年(1943),有20,749户,114,838口。
民国33年(1944),有22,217户,131,919口。
民国34年(1945),有23,401户,132,287口。
民国35年(1946),有22,360户,120,280口。
民国36年(1947),有22,408户,127,298口。
民国38年(1949),有32,800户,152,347口。
从上面记载,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所在,光绪六年是181,182口,到民国19年,则变成99,789口,不到50年减少81,393口。因何减少,未作说明。后来,有人说成是战争死亡,未免有失偏颇。
人口的自然增长,应有一定规律,从民国19年至23年,只4年时间,又由99,789人一下猛增到120,527人。可是,这年已将狗耳石等地划归咸丰,人口应该减少才对,何以又增多呢?说明上报的数字有假,增长是假,减少就更假。
三 人口减少之因
人口何以减少,究其原因有二,战争因素只是其中之一,另有未查谎报,才是真正原因。翻开历史便知,从同治9年(1870),宣恩哥弟会被镇压下去之后,直到清亡都没有战争,也没有其他大量死人的灾害,何来减少?
从清末到民国,在众多流寓中,没有一户因自然灾害而返回原籍,或出外逃荒。民国前期,虽有战争也多系游击争夺战。战争起,城镇民众便躲于乡间亲友之家;战争停,便即时返回自己家中,因此说,宣恩的土著,流寓,没有一家因灾荒或战乱而外流他乡,这怎么会使人口减少。
军阀混战期间,地方政府军和神兵,虽有死亡,其数不多,死的北洋军和靖国军多系外地部队外地兵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,红军游击宣恩,几年间,献出生命的宣恩人,不过几千,随红军长征的,也只有3500多人,何以在民国19年之前,不到50年,减少接近总人口的一半。所以说战争死亡,只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,而不是全部。
宣恩人口减少,除战争因素外,其真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呢?以个人之见是;
1.未作调查随意上报才是主因。从军阀混战,到团阀割据,政令不通,干群关系紧张,官民互不往来,行政系统网破,纲虽举而目不张。民国9年(1920)一年中,更换六任县长,民国17年(1928),县长施雨田上任七个月,就被民众杀死。、
民国19年(1930),正是贺龙红军在宣恩活动时期,农民打土豪、分财产,轰轰烈烈,县府的工作人员,谁敢到鞭长莫及的山区和农村去调查户口,地方乡保人员,多系当地土豪劣绅,早已躲得无影无踪,谁去协助政府调查户口?所以说,未作调查,虚假上报才是人口减少的真正原因之一。
2.地盘被割,相应减少。民国23年(1934),石虎里所属的狗耳石、太平坝、石人坪等大片土地,因“悬隔咸丰,穷远难治”而被划归咸丰,地盘缩小,人口相应减少,这也是真正的原因之一。然而上报的数字,都比民国19年增加,岂不是假。
3.迫使说谎,当然减少。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,由于乡保人员以抓兵拉夫来完成下达任务,农民便以造假方式逃避兵役。
笔者从少年到青年,曾亲眼得见,在登记户口时,有人将13岁男童报成3岁。也有人将兵役适龄男性报成女性。甚至,还有的弃而不报。登记人明知有假,也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,视而不见,这就是迫使说谎,而使人口减少的又一真正原因。
4.以错就错,谁敢纠错。北洋政府统治时期,只忙于战争,根本未进行户口调查,又由于有民国19年人口虚假数为基数,后面的调查就成了“前面乌龟爬错路,后面乌龟跟路爬”的错误。也就是说,以错就错,谁敢去究(纠)前面之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