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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宣恩往事》选登—西南蛮夷

宣恩政协网2021/04/11 14:19:09 来源:本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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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 简述

民族,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“一个有共同语言、共同地域、共同经济生活,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”(《斯大林全集》)。是由氏族、部落、部族而逐渐形成的群体。无论原始民族、古代民族、现代民族都有发生、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,也有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的过程。

在新石器时代晚期,广袤的中原大地,曾有过炎黄之战,也有过炎黄部落联盟,而为华夏集团,共同诛杀蚩尤的战争。之后,华夏民族通过与其他民族的长期征战混血,至汉代,便成为中国人口最多、占地最广、文化发达、科技进步的汉族。

而对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,则贬称为夷、戎、蛮、狄,合称“四夷”,或叫“四凶”。对散居在江淮流域,及其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,则贬称为“西南蛮夷”。

历代史籍,还在一些族名汉字之左,加上“豸”或“犭”旁。以示四凶都是非人的族类。如猃狁、蛮貊、貉、獾、獠等古代民族即是。

直到抗日时期,湖北省政府、省秘一施字第11969号文“转奉行政院令发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”并附《改正凡例》“转令遵照”。这才使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得以体现。

解放后,剥削和压迫阶级被推翻,各少数民族获得了真正的民族平等,建立民族区域自治,民族经济、民族文化等得到飞速发展,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。

西南蛮夷,系指活动于江淮、荆州一带的三苗,及其四处逃亡的百濮、百越或百粤。也指活动于湘西、鄂西、川东、黔东北等地的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。

因为他们落后于华夏民族,被视为西南方的野蛮族群,故历史上简称为西南蛮。在记述他们的活动时,都习惯地冠以地域名称。如黔中蛮、武陵蛮、五溪蛮等即是。

黔中蛮,是战国时楚国所置的黔中郡,后归秦。辖区为湖南的沅水、澧水流域,湖北的清江流域,四川的黔江流域,以及贵州的东北部分。

武陵蛮,是西汉时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后,对这里蛮人的称呼。辖区为沅水、澧水,鄂西的长阳、五峰、鹤峰、来凤、宣恩南部,以及黔东部分地区和广西的三江、龙胜等部分地区。

五溪蛮,是东汉时在武陵郡的基础上,以沅水上游的五条支流——雄溪、满溪、酉溪、潕溪、辰溪所流经之地的称呼。范围包括湘、鄂、川、黔、桂相接壤的大片地方。

黔中、武陵、五溪,虽名称不同,实际都是同一地方,只不过在各个历史时期,所辖范围有大小之别。贡水、酉水(上游)两条流域,就在黔中、武陵,或五溪这片大范围之内的一小块蛮地。这块蛮地居住着大量的巴人、仡佬、苗、瑶、侗等少数民族,因此,都被称做西南蛮夷。

第二节  客民聚贡酉 

远古时期,在夷水(清江)流域,就世居着一群女神氏族。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这里过着原始生活。到新石器时代末,有一个名叫巴务相的部落酋长,率五个氏族子孙,由长阳武落钟离山,沿夷水而上,来到盐阳(恩施)一带,灭掉世居这里的女神氏族。并建立廪君国,称君夷城,人们也称其为廪君。

幸存的女神氏族,被融化于巴氏族群后,经过长期混血,共同成为这一蛮地的土著民族。这块蛮地便成为巴人向川东和湘西拓展的大本营和留守处。贡水是清江的支流,宣恩距州府在百里之内,自然也是巴人世居地。

宣恩的南部,是酉溪的上游,被夏禹追杀至五溪的三苗族群,一部分由沅水入酉溪。随时间的推移,这部分三苗的残存者又沿酉溪而上,先后到达畲刀沟、白水河两岸,混居于巴氏族之间。因巴多苗少,时间久远而被巴化。

春秋时,巴楚、巴蜀为邻,互有交往,进入巴地的其他民族,同样以众寡悬殊而巴化。居住酉贡流域的巴人,被称为西南蛮,而被巴化的其他民族,当然也是西南蛮。武陵地区到处是苗裔,历史上称其地为苗疆,而属于武陵地区的贡水、酉水流域,当然也可称苗疆。

这里的蛮酋,对中央的态度是“窥其国力强弱以待之”。当中央强盛,蛮人被打得走投无路时,蛮酋则三呼万岁,称臣纳贡。中央在鞭长莫及时,无暇南顾时,蛮酋便率领蛮兵“掠夺周边的汉人,为之伐木烧畲,以种五谷”。

如果某地发生农民起义,蛮酋还会发兵相助,或摇旗呐喊,遥相呼应。故史书上便有蛮人“凭险作梗,世为寇乱”的记载。这种剿又剿不尽,杀又杀不完的心腹之患,就只有以蛮治蛮。

于是,从政治上,以羁縻府州、土司世袭政策进行笼络,在经济上,用“汉不入峒,蛮不出境”来封锁、遏制蛮人。如唐、宋至元、明、清初,用羁縻府州、土司世袭的政策,中央给贡、酉流域的峒蛮首领一些好处,以达到用土官治土民的目的。

随着社会的进步,土司制度已不适合历史的需要,在雍正十三年(1735)便进行改土归流,废贡酉流域的七土司(包括未被朝廷认可的石虎土司)为7里25甲,于乾隆元年(1736)设宣恩县,派流官前来治理。

从康乾,到嘉庆,中央王朝残酷地镇压黔东南、湘西北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,毁村焚寨,实行三光,再加上水旱虫灾,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各族民众,扶老携幼,到处寻觅安身之所。

这时,峒汉禁开,广为招徕,大量客民,从广袤的西南蛮夷之地,源源涌入区区贡酉蛮夷之方。到光绪六年(1880),进入宣恩的流寓已有144790人,是原土著的3.5倍多。占总人口的61%。

按1980年的民族识别,依次是土家占总人口的39%,汉族占总人口的35.5%,侗族占总人口的13.5%,苗族占总人口的11.7%,其他民族占总人口的0.3%。这时,已不是土著为主、土家独大的贡酉流域,而是多民族聚汇的宣恩县。因此,宣恩只能说是以土家、汉、侗、苗为主体的多民族县。

第三节   文化汇宣恩

一  土著文化

这里所说的土著,是指亘古迄今,生活在贡、酉二域的巴人,及其后裔土家族。他们在其峒长、头人的长期带领下,刀耕火种,凿石为田,不分男女,均皆为之。

他们出征打仗,听命于峒长,对敌作战,歌舞翩翩。如记述奴隶社会的《华阳国志》说,巴人助武王伐纣,是“前歌后舞,以凌殷人”,此种举世少见的独特战术,便是古代巴人的所谓军旅文化。

入春,高山、二高山,进入砍畲、烧畲、播种粟米之际,他们土不择肥瘠,播不忌晴雨。不时,还喊唱几句高腔山歌以自乐。

平坝耕作,多在田间,歌头一开,接唱四起。男女对歌,情柔词幽,有盘有问,有回有答,高昂婉转,优美动人。

男子出工,披星戴月,随带午餐,冷食于工地。放工时,身扛柴火,以济家中之需。女子上坡,身负襁褓,来至工地,挂荫树间,方参与劳作,啼则乳之。

倘逢阴雨连绵,苗萎草茂,便邀集数十人,打薅草锣鼓,由歌师唱歌调度,指导耘薅,以灭草荒。若逢久旱,水田裂口,鲜禾枯萎,心如火烧的农夫,无奈之际,则以迎神祈雨求减灾。

倘遇三晴两雨,风调雨顺,粒壮谷黄,金浪翻滚之际,满脸桃花的农民,就以玩草把龙来预庆丰收。以上便是土家人的生产文化。

农隙之际,男以捕鱼猎兽为乐,扳劲摔跤为趣;女以踢毽说笑为乐,唱歌跳舞为趣。天热,群集树荫纳凉;天冷,全家围炉向火,或摆“龙门阵”,或谈笑风生。这就是土家人的休闲文化。

新春之际,土家男女,身着艳妆,由土老司带领,在土王庙内进行“跳年”,并以“打耍耍”、扮“土地”(菩萨)、或用龙头赶棒等,娱神娱人。年轻女子,以请七姑娘来解闺阃之寂。少年幼童,以扮装故事迎元宵,这些便是他们的年节文化。

平时,为求得全家平安,逢凶化吉,遇事呈祥,便许下心愿,求祖宗保佑。到年底,因为“许神神要,许人人要”的思想深入人心,所许之愿,不管灵验与否,都必须请土老司为之“解钱”。给祖先敬献三牲,烧钱化纸,以还心愿。

或者向原始祖先傩神,许下求子、保收、平安、急救等心愿,到年底,便请傩老司为之酬神还愿。并在最后一天晚上,以极为隆重的三牲祭献后,表演傩戏,以娱神娱人。

若系诊癫治狂,收魂定魄,还请傩老司为之“冲傩”。用端铧口、顶三脚、上刀梯、下油锅、滚刺床(钉板)等惊险法事,为患者降妖除魔,治病救人。这即是土家的巫鬼文化。

丧葬举哀,陪亡坐夜,唱孝歌,打丧鼓。土家人认为,老年人辞世,是人生的自然现象,寿终正寝,意味升天,因而要悲事当成喜事办。这便是土家独有的丧葬文化。

婚嫁之家,在男方有加冠、赞花、簪花之礼和陪十弟兄仪式。在女方有哭嫁、告祖之俗和陪十姊妹仪式。这便是土家人的婚嫁文化。

以上种种文化,皆系贡酉之域,巴人后裔土家族的土著文化。

二  流寓文化

流寓文化,是指由外地传入宣恩的其他民族文化。兹将其传入的媒因和内容,分别记述于后:

(一)传入的媒因

1. 自古以民间互市、土司纳贡、宗教传播为纽带的经济、文化交流,相应也使外地文化,源源不断地流入峒区。

2. 改土归流,政府实行峒汉禁开、广为招徕、轻徭薄赋等优惠政策,使外来客家,不仅获得指手为界,任其垦殖的好处,同时也与土著一样,同沾“皇恩”。他们不仅举室入迁,也将峒外汉区的先进技术、生产工具和优良品种,带来峒地。

3. 江西、湖南、四川等地商家,他们看好宣恩的土特产品,纷纷来到各个集场,开行设庄,修建会馆和戏楼,同时还引来外地“人大戏”进行娱已娱人的活动。

4. 凡有一技之长的手艺工人,在广为招徕的大潮中,以上门卖艺,流入峒区。并在峒区带徒传艺,娶妻生子,长期定居。

5. 以表演为手段、乞讨为目的的丐帮,他们也乘这难遇的时机,来到峒区,带入大量的乞讨文化,为人们增添欢乐。

6. 峒外长期的战乱人祸,水旱虫灾,迫使客民为饱肚腹和安宁而四处逃亡。宣恩能具磁铁般的吸力,就是因土家好客,民无欺诈,以及资源齐备。上述客民定居宣恩后,即使因为灾害而颗粒无收,也无回流原址,或出峒逃亡的现象。因为他们厌恶原址,才逃迁峒内,既举室逃迁,当以峒区为家,乐不思蜀。

(二)传入的内容

历史上,巴蜀、巴楚相邻,互有交往,玩龙舞狮、龙舟竞渡等汉文化很早就传入巴地。

天神佛道等宗教文化,相继进入宣恩的有:

忠建司地佛潭的仙佛寺,建于东晋咸康元年。忠峒司地蛮王城前的老关庙,建于唐代。东乡司地中峰山的道观,建于明代。

高罗司地玉柱峰的太白祠,不知何时建,何时毁,只知乾隆癸丑年,有土司后裔田生领首重建,并有当时知县苏于洛写的《太白祠序》载于同治版《宣恩县志》。

随着宗教文化的传入,古建筑艺术也进入宣恩。外地的岩、木、雕、画、漆等高精工艺师傅,以及“三缝九老十八匠”,纷纷来此,并娶妻生子,带徒传艺。

土司时期,中央规定,凡少数民族首领的子弟,不识汉文者,不准承袭官职。因而土司们不得不在汉区,延聘教席,来峒区任教。稍大的子弟,便送往荆州、宜昌等地读书。于是,汉字、汉语便成峒区的上层文化。如康熙时期的施南土司,第五房后裔覃皇,则已是当时的汉文博学。

改土归流后,一些以表演为手段的丐帮,趁峒门大开之机,涌入宣恩,带来了摇钱树、送财神、三才板、金钱板、莲花闹、九字鞭、三棒鼓等乞讨文艺。

同时、官方祭祀,宣讲圣谕,兴修庙宇等文化活动在宣恩已进入高潮。

乾、嘉年间,先后由五溪迁来数批苗民,带来了苗乡的大牛愿、小牛愿、猪愿、丧葬、婚嫁等巫鬼习俗文化。

由湘、桂、黔等地,迁来数十批侗民,带来了侗乡的闹年锣、地花灯、干龙船、哆耶舞、芦笙舞、大歌、小歌,以及婚、丧、愿、节等习俗文化。

特别是有独特风貌的风雨桥、鼓楼、飞山庙等古建筑文化,在宣恩遍地开花,经久不衰。

咸、同年间,崇奉孔(丘)、孟(轲)、关(羽)、岳(飞)的紫霞教(儒教),由四川传入鄂西,被宣恩府学贡生姚复旦等一批文人吸收。并遵式开展布教活动,很快在各地文人中,形成横的“文坛”组织。

相继,由湖南辰州泸溪县13姓手艺人带来的辰河高腔,由刘老裁缝的祖父,将这一清唱形式逐渐组建成“腊肉班子”戏班。

光绪年间,木脑壳(木偶)戏,由忠峒巨富李步恒之父从四川引进,在他家科班授徒,收10岁以下的何盛猷等10余名幼童学戏,名为“地神班”。

同时期,高雅的渔鼓、扬琴等曲艺,也先后传入宣恩,并在县城与畲刀两地生根开花。

一些流动演出的“大把戏”(马戏)、独脚戏(提线木偶)、西洋镜(拉洋片)、以及杂耍、魔术、玩猴、耍狗等“小把戏”也在宣恩各地时来时去。

民国期间,在宣恩又新增了“二战文化”和“抗日文化”。


第四节  民性之变

民性,指人的修养,也就是素质和教养。一个人或一个民族,他们的生性,有好有坏,但在民族杂居和民族融合中,彼此通过社会实践,学习教养,好的得到发扬,缺陷得到修正,个性得到改变,这就是各个民族的一大进步。也是民族间相互影响、相互同化的结果。本节以巴人、土家民性之变,苗家、侗、汉民性之变进行记述。

一  巴土民性

古代巴人天性骁勇,助武王伐纣时,“前歌后舞,以凌殷人”表明他们是一个尚武、善战的英雄群体。

战国时“七国称王,巴亦称王”可以看出,他们具有一种不甘人后的进取心理。

巴蔓子,为了国家的尊严、国土的完整,不惜刎头授使,以谢楚国救巴之恩。楚王叹息说假使我有如此爱国的忠臣,我要城有什么用。遂以上卿之礼葬其头。巴国也以上卿之礼葬其身。

这些优良的英雄气质,是巴民族的骄傲。现在的土家,不仅保持了这种遗传基因,也长期影响着周围的其他民族。然而,美中不足的,就是巴人性格的剽悍与野蛮。其反映是:

廪君巴务相,率五姓来到盐阳,该地女神氏族,以礼相待,愿留共居。而廪君不仅不许,反将其消灭,难道就不能和平共处吗?如此不讲友善的举动,给人印象是残酷野蛮和侵略好战。

廪君死后,魂魄化为白虎,子孙们为满足其嗜好,以杀人行祭,更显得巴人是一个野蛮、残忍的民族。

再从土老司祭祀时,哼唱的神歌,也可看出巴人的天性。“花蛇拿来做腰带,花虎擒来当马骑”、“吃肉连毛,喝酒连糟”这是一个多么犷野的民族。因此,在古籍中常有巴人“杂居溪洞,其性犷悍”,以后的志书也有“隶土籍者,悍而直”的记载。

当其他民族进入宣恩之后,长期的相互学习,共同实践,血缘结合,言传身教,使土著和流寓都得到很大的提高,各自的缺陷,得到摒弃,彼此之间,“耕凿相安,两不猜忌”(湖北通志)。

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互助友爱的品德。不管是土家客家,有困就帮,遇危就扶。如在初夏草荒之际,各地一邀就是几十人,按各家草荒的严重程度,按先后次序,打薅草锣鼓,很快消灭草荒。

再如死人之家,不管是亲非亲,叫做“人死饭甑开,不请自然来”,不分族别,大家都自觉地前来帮忙。如果是缺钱少粮,也主动地帮助解决。待到将死人出葬之后,再根据缓急,还钱还粮。

另一突出的巴土民性之变,是杀人祭祀。在与其他民族互相学习和长期实践中,也有较大改善。如开始图腾祭祀是杀人,由杀奴隶、杀俘虏,变成杀残疾人、杀叫化子。到土家时,便由主持祭仪的土老师,在自己的额头上开一道血口,滴几滴鲜血于酒碗中,再奠于地,以示人祭。到现在又变成牲祭。这是由巴到土,由残忍到仁慈,在心灵上的一大突破,是质的飞跃。

二  苗侗汉民性

大量苗、侗、汉,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,涌入宣恩各地,与当地土家长期混居,互相学习,共同影响。在实践再实践,提高再提高中,吸取各民族之精华,摒弃各民族之糟粕,完善各自之自我,改变各自之生性。使原来“桀骜不驯”的土流蛮民,成为“不复昔年之犷悍”的良民。其根本原因有四:

一是血缘结合。这是各民族素质提高、性格改变的重要因素。因为从婴儿起,他们就在长辈的耳濡目染中,主动地、不知不觉地形成个性,一代比一代变得更好。

二是图腾崇拜。培养了各民族上慈下孝、尊重师长的心理,最突出的表现是习惯性的“醮饭”。

手工业者,在吃饭时,如木匠立屋,窑匠烧窑时,要进行隆重的祭鲁班活动。(参见生产习俗)

各族巫师,也包括职业道士,他们在给主东酬神还愿时,首先就有一段专门“请师”的法事,这是不忘根本的表现。

三是在宗教信仰中,因神的威力,教化了各族善男信女,潜心礼佛,好积阴骘的心理,“只管积阴德,何需问前程”便成为各族人民的座右铭。表现于以下方面:

①志书上有“过客不裹粮,投宿寻饭,无不应者。入山愈深,其俗愈浓”。这种习俗至今仍存。

②“修桥补路,添福添寿”铭刻于心。即使无桥可修,其山路两旁的杂草灌木,也有人砍割,走路时既方便自己,也方便他人。

③指路石碑林立。凡平坝村寨、崇山峻岭、大驿小道、十字路口,皆有积善人家所立的指路石碑。

④施茶施水,极为普遍。如东门关的观音阁前,就有专设的“施茶亭”,沙道沟的街上,每到逢场,家家门口都摆有热茶凉水,无偿地供赶场人饮用。

⑤热心公益,出力捐资。全县72座风雨桥、200多座石拱桥、200多座寺观,概系各族人民共同出资出力而成。

四是政策攻心。改流之后,清政府实施的神治和人治政策是:

①文教事兴,人皆向学。官员们带头捐资,劝修庙宇,已成各级官员的政务政绩之一。因而“不独世家巨宝,礼士宾贤,各有家塾,即寒素子弟,亦以读书为重” 。(见同治版《宣恩县志》)

②宣讲圣谕,劝人为善。以当地遴选的山长和读书人主持,将案传书目,用曲艺形式向民众讲唱,其内容是以因果报应来达到劝人为善的目的。(参见曲艺章的讲善书)

③宣传典型,勉励后学。在县城内建有名宦、昭忠、乡贤、节孝等祠,将本县境内忠孝节义之先贤,入祠供奉,以勉励后学。

④奖励义行,建档入志。凡耕读为本、清淡自守、遵纪守法、捐资助学、兄友弟恭、同烟合食、数代无讼、丰年积谷、凶年平粜、周济贫乏等等义行,概由里甲推荐,上峰考核,善者进档,入志流芳。

⑤详请旌表,赠匾建坊。从改土归流到光绪十年(1884)的耆寿、孝友,有的表彰,有的入志。计有死节烈女43人,贞节女子56人,其中21人详请旌表,并赠以“节孝流芳”“节孝可风”“节贞孝挚”“冰霜世德”“行继姜庞”“闺中曾闵”等匾额。尤以县城唐宋二氏,奉旨修建的节孝、贞寿牌坊,为宣恩妇女树起道德典范。这虽然是为旧礼教和贞操贴金,但在当时社会的局限下,政府官员不能不为当时政务而卖力。

以上所述图腾崇拜、宗教信仰、政策攻心、多管齐下,使宣恩各族民众改变蛮气,养成遵纪守法、注重义气、知恩必报、一语相投倾身与交的性格。绝大部分成为怕兵畏官的忠厚老实人。而且“入山愈深,其俗愈浓”的俗尚,在宣恩山区处处皆是(见《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》),清《宣恩县志》也说:“负固者心渐回,狡强者迹胥敛,已不复昔年之犷悍矣!”这是清代官方对贡酉蛮夷已不蛮,宣恩民性很淳朴的认可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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